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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乳交融 生死与共”的时代价值
发表时间:2019-01-09   来源:山东宣讲网

  2013年1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工作时指出:“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对我们今天抓党的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生动描述了血肉相连的党群干群关系,科学揭示了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源。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传承红色基因,彰显“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时代价值。

  一、“水乳交融、生死与共”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

  人民立场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地强调,共产党人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根本立场”“根本使命”“根本宗旨”,贯穿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宣示了不变的执政理念,传递了不变的人民情怀,归根到底就是告诫全党要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公仆情怀,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在党的领袖们的话语体系中,把人民比喻为“上帝”、“衣食父母”、“眼睛”、“铜墙铁壁”、“靠山”,把党群关系比喻为“鱼和水”、“种子和土地”,把党的施政纲领表述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党的使命追求旗帜鲜明地阐释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等等,这些肺腑之言,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施政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弘扬沂蒙精神时指出,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主要是党和人民水乳交融,党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人民谋解放,人民跟党走,无私奉献,可歌可泣啊。这就揭示了沂蒙精神形成的内在逻辑,那就是共产党人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始终充满人民情怀。根据对1942年山东国统区、伪占区和抗日根据地部分村庄每月每亩的负担调查,国统区的负担比根据地重8。7倍,伪占区的负担比根据地重5。1倍。萧华将军曾说过,人民从土豪劣绅如山的重负下得到喘息,从切身利益中感到共产党、革命同他们的生存息息相关,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热忱。历史一再告诫我们,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具体体现,是党的宗旨的时代要求,是在我们党进入新时代开展一切工作的根本指南和价值取向。

  二、“水乳交融、生死与共”提出了血肉联系的时代课题

  “水乳交融、生死与共”既是“血肉联系”的结果,也是“血肉联系”的原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一个永恒课题”。血肉联系描述了高度紧密、须臾不可分离、生死相依的党群干群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党群干群关系明显好转。但必须正视的是,仍有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忘了来时的路,把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舟水关系变成了“油水关系”“蛙水关系”“鸭水关系”,甚至“水火关系”,把“为人民”变成了“畏人民”。这种状况,对于弘扬“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时代价值,形成“血肉联系”的新时代党群干群关系提出了新课题。

  科学把握“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们党践行群众路线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在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从来没有动摇、偏离、懈怠过。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使得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向往越来越广泛、越来越丰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为此,我们要牢牢把握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举措,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理性认识群众工作本领不足、恐慌、落后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克服本领不足、本领恐慌、本领落后的问题。面对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内容的复杂性和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群众工作也面临着本领不足、恐慌、落后的问题。一方面,人民群众多层次、立体式、全方位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使得党代表和整合社会利益的难度增大;二是群众工作的对象、内容、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工作方式没有改变,不了解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存在不适应的地方;党群关系中的利益因素增多,群众在党群关系中的主动性增强,等等。这些问题都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升群众工作本领提出了新要求。三是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自身存在“无能”“无力”“无语”问题。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就指出,到现在仍然存在的现象:新社会群体说不上话,与困难群众说不下话;与青年学生说不进话,与老同志说不了话。

  全面提高政策过程的有效性、科学性问题。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客观地看,一些问题的产生是由于政策过程的有效性、科学性造成的。比如,一些政策执行者不发挥主观能动性,不主动创造政策执行所需要的环境、条件、时机,而是机械地照搬照抄,“原原本本传达,原封不动落实”,表面看来似乎是在“积极地、不折不扣的”执行政策,实际不利于政策目标的实现。邓小平同志曾经批评一些干部“把文件传过来传过去,尽画圈”,就是对这种机械地、呆板地制定并执行政策现象的批评。再如,一些部门和地方在落实中央有关改革的决策部署中,统筹兼顾不够。还如,执行者常附加一些原政策目标所没有的内容,以“创造性地贯彻政策”的名义制定“土政策”,影响了政策目标的实现,从而使原政策不能到位。以上这些变化和现象,对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建立起来“血肉联系”的党群干群关系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和严峻挑战。如何重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党群干群关系,是我们党必须研究、认真解决的时代课题。

  三、“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升华了始终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践路径

  适应新形势下群众工作新特点新要求,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优良传统,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深入做好群众工作,这是坚持群众路线、弘扬沂蒙精神的意义所在。

  弘扬沂蒙精神必须牢记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从山东根据地发展历程看,抗战初期,人民群众是在对共产党、国民党以及各游杂武装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比较中,开始心向共产党、选择共产党的。朱瑞在《五年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指出,“群众是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的依靠,故斗争的胜利,取决于群众。”山东党组织在曾经的挫折中痛定思痛、深刻反思,确立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思想路线和政策措施,并在根据地内深入贯彻实施,从而成功确立了党群血肉相连、骨肉相亲的密切关系。

  弘扬沂蒙精神必须维护群众利益、站稳群众立场。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党组织在抗日根据地内改革税制、减租减息、减轻群众负担,开展大生产运动、积极发展生产、增加群众收入。而国民党在统治区内收取名目繁多的抗日捐税,不断加重人民群众经济负担。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党组织在解放区内掀起生产、土改高潮,无偿获得土地的农民收入大大提高,而国民党为维持其庞大的战争机器,苛捐杂税多如牛毛。1946年9月11日,华东局发出《关于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指示》,分得土地农民踊跃参军参战。据统计,仅山东解放区,除向人民解放军输送95万兵员,组建9个纵队和1个军外,还出动1106万民工、民兵,转战17个省市,参加几十个战役。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人民群众给党以无私无畏地奉献!这就是群众路线的威力!

  弘扬沂蒙精神必须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满足精神文化需求。建立什么政权是抗战初期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政权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演说后,鲁东南人民成立了鲁东南的工、农、青、妇救会的领导机关,并选举出席全省联合大会的代表。1940年7月26日,山东省国大代表复选大会,山东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山东省工、农、青、妇、文化各界总会,山东省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在沂南县青驼寺开幕。大会选举成立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黎玉豪情满怀地说到:今天的大会,确实是伟大的,是山东空前的伟大,是山东空前历史意义的伟大。实施民主选举、彻底改造村政权,让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真正当家作主。1940年9月,省临参会通过的省战工会《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指出:实施民主政治,使一切赞成抗战、赞成民主者都能参加民主政治。到1943年冬,全山东抗日根据地对县以下各级民主政权进行了选举。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通过公布施行《人权保障条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人权保障条例,也是党领导制定并公开发表的第一个人权保障条例。同时,掀起冬学运动高潮,让人民群众从迷信保守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场广泛性的群众性教育运动,以政治教育为主,辅之以文化教育,并与群众生产生活切身利益相结合,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根据地内呈现出“村村办夜校,家家读书声”的全民性的学文化热潮。根据地开展新文艺运动,教育引导群众走上光明的道路。1945年春节,滨海区劳动模范吴满友率领男女秧歌队、剧团到延安给毛泽东和周恩来拜年,献演了反映沂蒙合作化运动的《小放牛》和妇女参加大生产的《妇织》,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称赞。抗战时期,国防剧团、孩子剧团、姊妹剧团、耀南剧团、山东纵队鲁迅艺术宣传大队等艺术团体相继成立。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各剧团、宣传队每到一地,就会出现青年、妇女、老人、儿童争相学唱抗日歌曲的景象。传播了科学理论,武装了群众头脑。抗战时期,《大众日报》、《抗战日报》、《战地文化》、《先锋》、《战线》、《行军日报》等报刊杂志出版发行,宣传抗日救国纲领和主张,启发民众民族意识和阶级觉悟。当时《大众日报》强调自己的宗旨是“为大众服务,成为他们精神上的必要因素之一。”正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上彻底获得解放并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迸发出了参军、参战,拥护和支持共产党的巨大力量。

  弘扬沂蒙精神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培育优良作风。1937年10月,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在部队中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严格部队纪律。山东抗日游击队《十大纲领》主要内容之一:部队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必须做到秋毫无犯。1943年3月,山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和八路军115师发出《关于拥政爱民的决定》要求,军队必须尊重地方政府,认真研究和坚决执行政府法令,遵守群众纪律,密切军民关系,注意节省民力财力。黎玉在回忆山东抗日斗争时谈到部队的发展,主要依靠严明的纪律,和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作风,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成立时就宣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部队从一开始就成为一支纪律严明的人民武装。有一组数据说明这个问题:在沂蒙山根据地,八路军干部战士的人数比为1:10,而战争中阵亡的干部战士的人数比却是1:5。干部牺牲的概率是战士的两倍。当干部意味着责任、奉献甚至生命。

  实践证明,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生命线。沂蒙精神的核心和本质,就是保持党、人民军队同群众的血肉联系。今天,深入研究沂蒙精神和群众路线的关系,对于弘扬沂蒙精神,增强党员领导干部践行群众路线的自觉性、不断提高党性修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重要意义。

  (作者: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潘凤娟